白癜风专家郑华国 https://m.yiyuan.99.com.cn/bjzkbdfyy/yyzj/260588.html古老的南美洲有一种鲜艳小红果，土著称为“狼桃”，暗含凶险。今天稍稍能对应这种东西的，就是超市里的“圣女果”。在西红柿被欧洲人培育成大果子之前，它大致就是这样子。中国人与哥伦布的关系，可以在咀嚼西红柿或圣女果时品味。只是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与哥伦布有啥关系。其实哥伦布本人未必注意过美洲土地上的野生西红柿，毕竟他的目的是去印度寻找黄金。但因为这个完全意外的地理大发现，使得一位英国公爵于十六世纪游南美洲时，喜欢上野生西红柿，并带回英国献给心爱的女人——这是西红柿或番茄或圣女果即将遍及地球人民餐桌的重要关节点。西红柿“和糖煮茶”一说，现代人未必喜欢，但好歹已经消灭了大家对西红柿的畏惧。要知道，年代的美国上校罗伯特，曾有意当着全镇人的面，吃掉10个西红柿，以证明他从欧洲带回的物种没有毒。这个壮举比乾隆时代的台湾同胞拿西红柿煮茶，还要晚数十年呢！其实，乾隆时期还有学者已颇有研究，指其能生津止渴、健胃消食等等。看样子不仅仅是当药材，而有直接食用的倾向。但在民间，它仍是稀罕物。西红柿在中国的繁荣，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或者说，“西红柿炒鸡蛋”就是从那会儿开始风靡天下的。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西红柿的味道都很“正常”，但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十多年，我对西红柿的态度，随着它味道改变而渐渐淡漠了——少年时代，我家门前的菜园种了几颗西红柿，整个夏天就不缺水果吃。它成熟后，果肉像沙瓤西瓜一样“沙”，酸中带鲜味；而今菜市里的一堆堆西红柿，颜色依然鲜艳，但手感都是硬邦邦的，且“酸鲜”感不足。苦瓜与癞葡萄是胞兄弟，在古今图书中基本混为一谈，大致不算错。只是我个人觉得癞葡萄因为外形相对饱满圆润而更可爱。小时候尤喜癞葡萄成熟的种子，红润，有怪怪的香甜；而苦瓜我至今都吃不惯。但爱它的人却一往情深，最有名的一位，要数明末清初的画家石涛了，号称“苦瓜和尚”，不但爱吃，还将其供奉在案头朝拜。南方吃苦瓜者较多，发展出各种菜品，常见的是凉拌苦瓜、苦瓜肉片，较复杂的还有苦瓜酿等等。其中客家人做的苦瓜酿可能最好，里面塞了糯米，还有鱿鱼等海鲜。据说苦瓜原产于印度，到达中国的时间大约在明代。本草纲目认为，苦瓜就是癞葡萄，能“去热，清火”等等。这也是今人吃苦瓜的重要心理依据。明代黄衷是广东人，其《园居杂兴四十三首》中透露，苦瓜在福建那边叫“红穰（瓤）子”，在江苏则称“锦荔枝”。“下箸涕还垂”表明，黄衷要么吃不惯苦瓜，要么想起了什么悲惨典故。一百多年后，他的清朝老乡屈大均在多首诗文中赞道：“苦瓜君子菜”（《菜圃杂咏》）、“冬怜甜芋暖，夏爱苦瓜寒”（《园菜》）。勇往直前，毫不犹豫。总之，在脱离《救荒本草》之后，苦瓜至少在医学与文学层面，渐渐获得了青睐。“妃子笑”“十八娘”都是当时荔枝名种。叶先生乃福建土著，自小熟悉荔枝和苦瓜，认为彼此外貌差别甚大，苦瓜并不珍贵。但越往北方，比如今天苏鲁浙皖一带，苦瓜的身份就越显高贵，《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用它招待过胡僧，《儒林外史》中的汤知县，用它招待过新举人范进……在明代一些高僧眼中，苦瓜显然另有意蕴，常用在诗文中暗喻某种境界。憨山大师的优秀徒孙之一成鹫，有《苦瓜》诗道：生不厌苦，熟不妨甜。生熟并用，取不伤廉。明代宫廷画家吕纪，擅长画苦瓜苦瓜再苦，总比人世的苦味清新许多。并且，这两种苦味都可以入“药”。前者吃得好，可以补益肉体；后者悟得透，可以拯救灵魂。周作人一度喜欢读阳明先生王守仁的著作，被其思想深深震撼，感慨道：“未尝吃苦瓜，味道殊难名”。（《往昔六首》）只是周先生后来大节有亏，某种苦味笼罩他一生，他的人生充满了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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