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王韦与徐懋庸在北京什刹海
我们的往事：忆懋庸、刘蕴文
文
王韦
（一）
年,我任太行六分区“文联”分会主任，驻武安县。这年秋，我去邢西县的浆水镇办事，顺便到浆水镇西的前南峪“抗大”总校看望任白戈和徐懋庸。
他俩在办公室兼卧室的房子里，正在谈什么，见我去了，招呼我进屋。任白戈看了徐懋庸一眼，沉痛地说：“刘蕴文回延安过同浦路，掉进敌人的壕沟牺牲了……”我看看愁眉苦脸的徐懋庸，又看看任白戈，大概看出我脸上的疑惑，任白戈说：“八路军总部通知的。”我也为之叹息。
年5月，日军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后，中共中央下了通知，要各根据地把老弱病残送回延安，保存干部。“抗大”总校根据中央指示，送了一批干部回延安，刘蕴文有身孕，亦在其中。那时，从敌后根据地回延安，要经过敌人的封锁线。封锁线上挖有一丈多深两三丈宽的壕沟，并在壕沟附近设有炮楼，长驻日伪军，监视、阻击过路的八路军。回延安的人员过封锁线，一般是选离日伪军炮楼远的地段，并由地方武装或八路军部队护送。年以前，敌人封锁很严，八路军的人员过路是很困难的，就是八路军部队过路也非常紧张，且也有出事的。年初，八路军组织地方武装，经过充分准备，集中突击了一个敌人炮楼，抓了一个有名的大汉奸，当场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大汉奸罪状，立即枪毙。日军受到打击，伪军受到严重威胁，给敌占区人民壮了胆。此后的敌封锁线才松了些。刘蕴文过路时，正是敌人封锁最强的时候。
刘蕴文高高的个子，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高高的鼻子下不大不小的嘴常露出些许微笑，微笑时也逗人爱。
刘蕴文，浙江省黄岩县人。家住黄岩县城，她家在街上开了一个酒店卖酒为生。兄妹五六人，她最小。大哥的儿子名叫刘仁德，小她两岁，长得快，比她还高。子承父业，刘仁德已开始坐店卖酒。
年刘蕴文在临海读书。她常和同学三五成群，在临海街上走来走去，有时买点东西，有时什么也不买，不过消消食，嘻嘻哈哈，随便逛逛，很是自在。
临海“回浦中学”青年教师徐懋庸与之相识。
徐懋庸原名徐茂荣，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下管西堂一个贫穷的手工业工人家庭。父亲、叔父均是制作、修理纱筛的竹匠。这样的家庭即使在号称“穷举人、烂秀才”的“诗书之乡”中，也只能勉强读完高小，便不得已而辍学，随父亲到浙江山区贩卖和修理纱筛。年，十三岁时，由于学业突出，得到当地新办的“鹿溪小学”校长的赏识，受聘当了小先生。就在这时，他参加了知识分子组织的进步组织“青年协进社”，在这个组织办的刊物《上虞声》上发表文章。北伐战争中，他参加了当时共产党组织的一些革命活动。“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徐懋庸在上虞县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地下斗争，办了一份《石榴》报。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逃离浙江去了上海。化名余致力考入上海劳动大学中学部。年毕业后，来到浙江临海“回浦中学”当国文教师，同时开始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和人物传记。
年初，刘蕴文与徐懋庸恋爱，在临海这个封建观念极深厚的社会里，是很招非议的。这年暑假，刘蕴文带徐懋庸乘船回到黄岩她的家中，刘蕴文的父母想要女儿嫁给黄岩人，不出县，对于徐懋庸这个“外乡人”信不过，不同意女儿与徐懋庸结婚。刘蕴文很坚决，对徐懋庸一往情深，刘蕴文父母终于同意了。在家中的小阁楼上设了洞房，让他们成婚。
年下半年，徐懋庸从一日本杂志译了一篇印度介绍爱国女诗人奈都夫人的文章，试寄《东方杂志》，被采用了，得了十八元的稿费。因此他觉得去上海生活来源有可能解决，还能从事自己有兴趣的事业，年终他就辞了临海中学的教师职务，在黄岩岳母家中过了春节，带了《托尔斯泰传》的译本，一个人去了上海。他又译出《社会主义讲话》，得三百六十元稿酬，在上海立足了。这时已是六月，刘蕴文在黄岩家中要生第一个孩子，徐懋庸回到黄岩。八月，带了刘蕴文和刚满月的孩子回到上海，住进了上海花园房号三楼。
年到年，徐懋庸写杂文，编刊物，生活完全靠编辑费、稿费。刘蕴文朴实勤劳，把小家弄得非常之好。不但使徐懋庸安心、静心，全身心投入编、写工作，还把相继出生的孩子个个调养得健康可爱。她自缝的小孩衣裤、鞋袜，与街上买的差不多，样式新，配色和谐，只买顶合适的帽子，出得门来，人看人夸。她在上海几年，除第一个女儿晔子，又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执提，次子名执模。
年，刘蕴文抱着女儿徐晔子，徐懋庸抱着儿子徐执提
年抗日战争爆发，徐懋庸把刘蕴文和三个孩子送到黄岩岳母家，在路过上虞下管徐的家中时，母亲要求留个孩子给她，他们把长女晔子留给徐的母亲。徐懋庸、刘蕴文带着两个儿子回到黄岩。徐懋庸和好友钟敬之相约赴陕北延安。临走前，徐懋庸在阁楼上吟诗一首：
九月去延安留别蕴文已办行装半担书，背灯何必泪模糊。须知妻子身边汉，亦是人间一丈夫。
年3月，徐懋庸辗转到了延安，4月，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汇报上海“左联”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的事。毛泽东听后，谈了六点指示，主要是：两个口号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并分配他到“抗日军政大学”当教师。
这年8月1日，“抗大”纪念建军节，开了大会，会后聚餐，徐懋庸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席。席间谈话之际，毛泽东问徐懋庸：“你结婚了没有？”徐说：“已经结婚,还有三个儿女呢。”毛问：“你爱人在哪里？”徐说：“在浙江黄岩。”毛泽东说：“哦！牛郎织女么！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徐懋庸说：“太不容易了。”于是毛泽东就对滕代远说：“这件事，你想想办法吧！”滕参谋长对徐说：“可以办到，你自己开个地址，并给你爱人写封信，我们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去接。”就这样，这年10月间，刘蕴文带了执提、执模和她的侄子刘仁德到了延安。刘蕴文和刘仁德都进了“抗大”学习，两个儿子送进了延安保育院。
年7月，“抗大”总校与“陕北公学”一起上前方，徐懋庸与刘蕴文也随“抗大”三大队同行。新生一子，送给瓦窑堡一户农民。解放后写信去问时，经当地政府复信，说已患天花死了。
年10月，“抗大”总校到达晋冀豫的灵寿县暂住。年2月，总校从灵寿县出发，到晋东南武乡，途中要经过敌人封锁线。刘蕴文即将分娩，通过敌封锁线困难，中途返回灵寿。4月间才带了新生女儿“小曼头”到武乡。年，“抗大”总校迁邢西县浆水镇，驻浆水镇西不远的前南峪村，刘蕴文在“抗大”总校总务处做会计工作。年5月日军对根据地残酷“扫荡”，“抗大”奉中共中央保存干部命令，送一批干部回延安，刘蕴文身怀有孕，带了两岁多的女儿，随“抗大”干部回延安，不料过路牺牲。
我在浆水镇住了几天，任白戈和徐懋庸每天晚饭后到我住的地方来，坐坐、谈谈，多半是任白戈摆龙门阵，天黑才回前南峪他们的住处。
有一天，他们俩一早就来了，我还没起床，任白戈带一本书给我，两人又走了。
一个星期天上午，徐懋庸一个人来约我出去走走，他领我到浆水镇后山坡上，边走边闲聊，山坡上的玉米已掰走了，剩下一些玉米秆，东倒西歪，徐懋庸看玉米秆，随便用手打打上面的败叶，又走到路上来，站到一个坡上，遥望浆水镇和更远的地方，不说话，我也跟着他站在那里没有说话。一会儿，他看了看手上的手表，便往回走，我跟在后面走到镇上，他带我进了一家小饭铺，找了张靠墙的小桌坐下。我说：“不饿。”他不说话，对走过来的伙计要了三个炒菜，两碗饭。饭吃得很慢，他边吃边讲，我听着。主要讲的是妻子刘蕴文在上海时，怎么理家，回老家怎么讨她的母亲、婶婶喜欢，以及刘蕴文不许他抽烟、喝酒的事……他非常怀念他贤淑的妻子。他没有和平常一样，只和我谈写作、读书的事。
此后，他来信很勤，我也回信很勤。
不久，徐懋庸到晋冀豫边区政府开会，会后又来“文联”住了两天，和张秀中谈论文艺、上海“左联”、北平“左联”以及徐懋庸与鲁迅关系的始末，等等。我都听着。一天，我陪他到索堡买东西，走到河边，他停住了，我们站在清漳河边，没有说话。突然，他对我说：“我们结婚吧！”
我心里很乱，不知说什么好，先乱说了点不同意的理由，最后还是同意了。
这年的12月下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五十寿辰，“抗大”副校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带了一个叫彭庆昭的干部来一二九师祝寿。
一天，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傅科长找我谈话，说：“何长工、张际春他们说，‘抗大’校部党委已批准徐懋庸的申请，和你结婚，要你这次跟他们去‘抗大’结婚。”我还没说话，他又接着说：“我看你还是不要去，徐懋庸这个人不怎么样。”我问：“他是不是党员？”他说：“是党员。”我说：“那，我去。”他不说话了。
（二）
年12月底，我跟着何长工、张际春他们去“抗大”总校和徐懋庸结婚。
结婚那天，任白戈和教育科的一些干部约十余人，就在徐懋庸办公室兼卧室的屋子里，开了一个庆祝我们结婚的小会，桌子上摆着花生、黑枣、瓜子，几个碗盛满了茶水，地上的炭火盆上，放着一壶开水。
任白戈主持，随便说了几句，就叫大家吃、喝，随便漫谈。于是一下子热闹了，你一句，我一句，要我讲恋爱经过，要我唱歌……我涨红着脸，一句话不说，也不唱歌，那副狼狈的样子，连自己也觉得入地无门。正在热闹，突然有个人送了一封信给徐懋庸。徐一看信封，便收了笑容，看信时，他的眼睛红了，似在流泪。他把信给了身边坐着的任白戈，任白戈看完信还给徐。而后，苦笑着说：“大家吃些，吃些。”
这时，任白戈已调出“抗大”办陆军中学，他任陆军中学校长，住附近村子。陆军中学也奉命回延安。春节，我和徐懋庸去任白戈家做客，才知道，我们结婚那天徐懋庸收到的信是刘蕴文从敌占区写来的。
刘蕴文的信很简单，说她过敌封锁线被敌人俘虏，医院的浆洗员，没暴露身份，现在太原的公安局长家当用人，她暗中寻找机会回来。我非常难过，也很焦心。眼看“抗大”总校就要迁回延安，刘蕴文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李柯（任白戈夫人）反倒安慰说：“人在就好，总会回来的。”
年3月，“抗大”总校迁回延安，我办了调离“文联”到“抗大”总校手续，随徐懋庸同行。“抗大”总校行军至辽县桐峪时，停了两天。“抗大”副校长何长工来我们住处，对徐懋庸说，彭德怀老总要徐去彭处，何说最好别去，他猜彭要留徐在太行。何说，还是留“抗大”回延安好。徐懋庸说，平常只听彭老总作报告，没有直接说过话，他愿意去谈一谈。这样，徐便去见了彭德怀。徐回来后说：“我不走了。”并说叫他留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室工作。徐说他不愿意留北方局研究室，彭说，那就到北方局分局，分局书记是邓小平，由他们分配工作。我说到北方局研究室挺好的！徐说他想去地方做基层工作。
我们到一二九师驻地涉县赤岸，中共北方分局正在开会，安排年度党、政、军工作。徐懋庸分配到晋冀豫区党委，任太行“文联”主任。我又回到了“文联”，被分配到《丛书》编辑部。
年秋末，徐懋庸接到八路军总部的通知，刘蕴文从敌占区回到总部，住麻田总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带回的女儿要送给徐懋庸。我们喜出望外，高兴极了，等着刘蕴文带着小女儿来。过几天，刘蕴文带着小女儿来了。
刘蕴文没有恨，没有怨，也没有哭。她的神情中有种难以描述的悲痛，但这悲痛又是不易觉察的，被一种超然的平静和冷淡所笼罩着。她平静地、淡淡地说了她一年多来的生活。
她年秋随大队人马过敌人封锁线时，掉进壕沟，她紧搂着小女，居然大人孩子没受伤，肚子里的孩子也命大，安然无事。她苦笑了一下说，真叫命大。一般掉进壕沟的人，有的被敌人当靶子枪杀了，有的被敌人抓去做劳工。她说，我装得傻乎乎的，又带了孩子，敌人问她能干什么。她说，做饭、浆洗都会。就把她送到太原公安局局长家当用人。
公安局局长有两房太太，大太太不管事，一天摸麻将。小太太人很实在，什么都干，多一个用人，她便轻松了。她对两个太太都百依百顺，时间长了，两个太太都喜欢她。还在她临生孩子时，又找了个人来做家务，照顾她，还给她吃鸡汤什么的。她说，人家养活我们娘仨，不嫌弃。那家的大小人都喜欢她，也照顾她的孩子，还说她能干，事事都做得好。
她天天买菜时，注意那些商人，总想找一个从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来的商人。一天天过去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时间长了，她认识了一个商人，他家有亲戚在榆社县乡下，他们常从那里进些太行山上的核桃、黑枣、柿饼等货。但进这些货也不容易，要过敌人碉堡，一般都是深夜，拿准敌人情况才能弄到一些。也有时，全被敌人搞走了。但他还是要做这个生意。她说她的信就是托这个商人交过来的。经过几个月的往来，这个商人帮助她说服了榆社乡下的商人，愿意帮助她逃回根据地。于是她向公安局长二太太说，她要请一个月假，去榆社乡下探亲，那里有她的家人。那二太太满口应许，并给她准备行装，买糖果、礼物，又送她些钱。这样，她便带着两个孩子随那商人回榆社了。商人送她们到根据地边境，指给她路，还介绍了一户人家给她们。她们走了几十里路，晚上就在那户人家住下了。这家人口不多，老两口、小两口，还有个七八岁的男孩。刘蕴文见这家人都很朴实厚道，就把刚一岁的儿子寄放在这家，待自己回去后再派人来接。这样她独自带着女儿小曼头回来了……
刘蕴文说到这里，眼圈一下红了，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又说：到了总部，派人去接，那家人说，她走后不久，小孩出天花不治死了。她再擦擦眼泪说：“我从敌占区出来都带过来了，为什么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还要把孩子留下呢？”后悔极了。徐懋庸不说话，我劝她：“事已至此，不要伤心，你也是不容易啊！”她接着说，经过八路军总部的审查，她这一段没有政治问题，又恢复了她的党组织生活，只等分配工作了。
我们商量把小曼头交给什么人家寄养。我说：“佛堂沟离清漳河远，敌人‘扫荡’也很少去，比较安全，又有我们的儿子徐服耕寄养在那里。我们把‘小曼头’也寄养在那里比较妥当，而且找干娘比找奶娘容易。”徐懋庸不同意，他的意见就在下温村找个孩子少的人家。离机关近，好照顾些。刘蕴文也同意徐的意见，说：“我还要陪小曼头在干娘家住几天，让她熟了，我走她才不会闹，不会生病。”这样，我们在下温村找了一户条件好的人家，夫妇俩身体都健康，女的是个朴实的农民妇女，平时还参加村妇救会活动。刘蕴文在她家住了几天，女儿跟我们和干娘干爸都熟悉了，刘蕴文回麻田八路军总部。不久，她同总部总务科科长、长征干部谢许初结婚。年，徐懋庸去中共北方局党校整风学习，“文联”集中到上长乐村晋冀豫区党委办的整风学习班学习。我调到《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部工作。刘蕴文便到下温村把小曼头接走，在麻田另找了人家带。
年4月，徐懋庸从北方局党校来信说，他已由上级调去延安中央党校整风，叫我立刻处理好两件事，一、全部东西，包括书籍，留给“文联”。二、把儿子徐服耕送了人，轻装到党校一同回延安。同时，也接到《新华日报》华北版代理社长兼总编辑朱穆之的通知，上级党委调我去北方局党校与徐懋庸同回延安整风。
我把儿子徐服耕和奶娘从佛堂沟接到报社来，住了几天，处理一切事务。奶娘知道我在考虑处理儿子的事，要我把孩子给了她，她只有一个三岁的女儿，没有儿子，她保证把孩子带得好好的。我不听徐懋庸的话，不想把孩子给人，只想把孩子安排到清漳河边生活好一点的人家，对孩子成长可能会好些，但一想，敌人“扫荡”残酷，清漳河边随时都有危险，且有朋友洪任舆把孩子放到河南店病死的教训，我一时下不了决心。晚上，我和奶娘睡在一个炕上，把儿子放在我们中间，我伸手把儿子拉到我身边，儿子大哭，非到奶娘身边不可，我气了，打了儿子的屁股两下，奶娘一把把孩子搂过去，抚摸着孩子的屁股不断地说：“孩子知道什么！孩子知道什么！哦……我儿不哭，不哭。”轻轻拍着孩子的背说，“我儿知道什么，我儿知道什么……”这一下，使我下了决心，儿子就留奶娘家寄养，不送人。奶娘带着她三岁的女儿和我的儿子在报社住了几天。我带奶娘和儿子到清漳河南岸弹音村，晋冀豫边区政府去找陆耕、戎子和，托他们代我照顾儿子和奶娘。戎子和副主席知道我要去延安，批一匹马给我，说徐懋庸在学习，“文联”又穷，有了这匹马，两人换着骑。陆耕一口答应照顾我的儿子。此后陆耕一直照顾我的儿子，从奶娘家到晋冀豫边区政府办的保育院。一九五○年，我才从迁往太原的保育院把他接回武汉市。
在弹音村陆耕处吃过午饭，我又把她们领到索堡镇照相馆，我们三人照了一张相。那时，服耕只几个月大，我二十四岁，奶娘二十八岁。这张照片一直保存至今。
我把所有的衣物，全都留给了奶娘，只叫她千万别留着日本鬼子穿的军大衣（战利品），把它拆了，做铺陈，做鞋什么的。万一敌人“扫荡”发现了，她全家都难保了。
我骑着戎子和送的马，一个人去北方局麻田，住了一夜，第二天，北方局又给了一个马夫，叫我去附近村的北方局党校，与徐懋庸一块起身去延安。
走到北方局党校驻地，一个人把我领到一个老乡家门口，把马夫和马带走了，一会问我吃不吃午饭。我不见徐懋庸，正着急，他说，徐懋庸吃过午饭来和你一块走。
一会儿，见到徐懋庸，我们就动身了。马夫牵着马在村口等我们，徐说：“你牵着马，我们走一会儿。”这样，我和徐懋庸边走边说话。原来，整风有如此之可怕，难怪我进村，什么人也见不到。
我们走到兵站，见到刘蕴文，都很惊讶，原来，她也是回延安的。同时还见到与徐懋庸同在北方局党校整风的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和另外几个人，他们也都是从北方局党校调回延安整风的。兵站是党、政、军设立的交通站，来往过路的党、政、军人员，都要由兵站安排人护送。过封锁线以前，通常都要乔装打扮，一般都是夜间穿越敌人封锁线。从这边兵站到那边兵站之间，有宽约华里的敌占区。兵站任务是繁重的，兵站工作人员是无名英雄。
兵站的同志量我身材做了一件墨绿色便衣，黑色便裤，给冀南区党委组织部李部长的13岁女儿做了一套花布衣服。兵站派人护送徐懋庸和李部长他们夜间过路，我和李小妹则由兵站人员带着，在白天公开过路。我和李小妹启程，先步行下山，跑步进入敌占区，在一个兵站的交通点，有人招待我们吃饭，并派马拉大车送我们，途中又在敌占区的另一个交通点住了一夜半天，兵站的交通员去县城买了两双鞋子，我一双，李小妹一双，还买了几枝花，让我们戴上，还买些吃的，说走娘家要有走娘家的样子。这样，我们顺利地过了路，在山对面，交通又领我们小跑了一阵，上了山。又走了几里，就到了封锁线那边的兵站。徐懋庸他们正焦急地等着我们。这样，送我们的兵站交通员要我在一张买东西的发票上签了字，完成任务，而后返回。刘蕴文他们什么时候走的，如何走的，我就不知道了。
在延安，徐懋庸进了中央党校二部，我进了中央党校六部。这年10月，我又临产，医院住院时，见到了刘蕴文，她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谢小初；我后生一男孩，取名徐佛先。她的小初成长很好，我的佛先，只两个月便感冒转肺炎不治死亡。
刘蕴文住中央招待所，我和懋庸常去看她，有时给她送些面粉，有时送些糖果，都是我纺线赚钱买的。
徐懋庸的好友钟敬之，一直在延安鲁迅文学院工作。我们到延安东桥儿沟“鲁艺”，在钟敬之家住了一夜。钟敬之常接懋庸的两个儿子去他家住，自两个孩子进了小学后，小学校迁到安塞后，才接得少了。
徐懋庸一到延安，便去安塞“保小”看两个孩子。这年暑假，又把他们接到延安中央党校六部，住我处。星期六下午，懋庸从党校二部来六部时，与我同住一个窑洞的同学便另找住处，让我们一家四口团聚。
这年的寒假，我们便把孩子送到中央招待所刘蕴文那里，他们母子团聚。
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央先后派干部到前线，接管城池。懋庸和我分配到热河省。懋庸把执模留给刘蕴文，执提跟我们走。这时，执提11岁，执模9岁。
我们行军途中，遇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熟人回延安，知道谢许初已在几个月前病逝，非常不安，想着刘蕴文多么不幸啊！
（三）
年春，北平解放，懋庸和我先后到北平。懋庸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三分团政委，我任三分团五大队副政委。
年在热河，徐懋庸与王韦
“南工团”的主要任务是，在北平招收知识分子，经过短期政治培训，南下接管新解放城市。任务紧，工作忙。
这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刘蕴文来到北平东四四条胡同，找到了我们。这时，她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任一科科长。当时，中央机关驻北平西郊香山一带。
刘蕴文在延安经人介绍与杨绍萱结婚。杨绍萱因改编京戏《逼上梁山》受到毛泽东表扬。刘蕴文与杨绍萱在甘泉县时生有一女，取名杨甘泉。
刘蕴文说，杨绍萱对她很好，只是她工作很忙，行军中也要工作，带着三个孩子，非常累。她苦笑一下说：“我带着三个不同姓的儿女，旁人也知道我的情况，不笑话我，不过自己觉得不是太安然。”又说，“执模太淘气，我忍不住常要打他，他知道你们在这里后，想跟你们。”我马上说：“好！我们只有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儿。”她看了看懋庸，又说：“执模也该上学了，从‘保小’出来，误了些时，你们给他补一补课。”懋庸说：“你回去就送来，我们也快离开北平了。”
年，我们在武汉。暑假，我们叫执模到北京，看望母亲。这时，刘蕴文仍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驻北京中南海内。杨绍萱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住西直门外，北京师范大学内。
年1月，懋庸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举家搬迁至北京，住西城区王府仓胡同23号。
一个星期天，我们到师范大学杨绍萱家看望刘蕴文。杨绍萱和徐懋庸畅谈京戏、京戏改革，谈历史，谈金文、甲骨文。懋庸称他杨老，说杨老博学，尤通金文和甲骨文，正在整理一部金文的书。杨绍萱在一些中国历史问题上与郭沫若观点不同，并形之文字，刊了出去。这时，杨老便又谈起与郭沫若的争论，并有不满。徐懋庸不懂金文，见杨老气愤，只能说点宽慰的话。从此我们便常到杨老家看望，主要是懋庸和杨老高谈阔论，懋庸还有一层心思，向杨老学习历史。懋庸对历史是有些根底的，与杨老谈起来，仍觉受益匪浅。
到北京后，两家上中学的同一级的两个男孩子和上小学的同一级的两个女孩子经常一起玩。有时到中南海刘蕴文处住两天，有时到我们家住两天。刘蕴文机关发电影票，经常让四个孩子一起去（他们的哥哥考进了北京航空学院，住校）。我的孩子们很喜欢刘蕴文，亲切地叫她“刘妈妈”。
“小曼头”的养父在东北工作。“小曼头”改名侯雪娥，与养父感情很好，养父母又没有孩子，所以就没有提把她接回来的事。刘蕴文、徐懋庸、我都把她当自己的孩子看。
暑假请雪娥来北京，雪娥和也放假的哥哥、弟弟、妹妹一行六人到颐和园、北海等各公园玩。年的夏天，由于反右斗争，大人的心里已蒙上了一层阴影，孩子们却快乐地过了最后一个无忧无虑的假期。
年6月，开始反右斗争，杨老进城参加批判大会，来我家闲谈，说：“刘蕴文对年审干有意见，说她年被俘一段历史，经八路军总部仔细审查过，有结论的，但年审干又翻出来，狠狠搞了她一下，心中不平。这次发动党内鸣放，她提了些意见。”懋庸听后说：“你回去劝劝她，年审查的事，不要再提，已经过去了，谈也无用。”
年底，年初，徐懋庸因年底到年夏刊在许多报刊上的文章，被打成极右派。说他是写文章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停发工资，只发生活费，下放到河北省赞皇县劳动改造。刘蕴文也因对年审查提了些意见而划为右派，下放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河北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一年后，摘去了“右派分子”帽子，但不能回原单位工作，发到北京郊区的四季青公社工作，后来又调到卢沟桥公社的一个鸭场工作。每星期六还可以回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家中。这时，她和杨老生的儿子杨中海四五岁，女儿杨甘霖才两岁多。虽有曾把甘泉带大的老阿姨在家，还是放心不下，再累也要回家安排安排。
鸭场采用机械化喂养方法，常有填死的鸭子，廉价卖给鸭场职工。刘蕴文常买些死鸭回家，有时还送我们一只。北京供应出现紧张时，我们还吃得上鸭肉，也很感谢刘蕴文。
杨老家还优先买到一台苏联出产的十四寸黑白电视机，我家孩子常常到他们家看电视。两家大人孩子来往不断。
年，“文化大革命”起来后，懋庸和我进了“牛棚”，孩子们也东奔西散。年，年，我和懋庸相继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河南信阳地区办的干校，盖房，种地。从留在北京工厂工作的儿子徐执模信中知道，杨老和刘蕴文都还在老地方没动。
年3月，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我的两个女儿从虎林到河南来探亲，路过北京，去北师大看望杨伯伯、刘妈妈，才知道杨老已去世一年，刘妈妈心脏病严重。这时，北师大收回了杨家原住的大房子，刘妈妈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没有了往日的爽朗笑声，说话气喘吁吁，精神状态很差。她躺在床上挣扎着和我的两个女儿说话，两个女儿心里很难过。十几天后，两个女儿回虎林县兵团，我请假送她们到北京。我要徐执模带我去看望刘蕴文。执模因头一天刚去看过，说等一两天再去。就在这时，街道传呼电话来叫执模接电话。一会，执模回来了，哭丧着脸说：“妈妈今晨去世了，是徐执提在北京学习班学习，赶去看妈妈，医院，看着妈妈去世的。医院打来的。”刘蕴文就这样戴着右派帽子离开了这个世界。时年58岁。
刘蕴文与徐懋庸生有六个儿女，大女晔子，年，懋庸派堂弟徐钦舜去浙江上虞下管老家接她时，16岁的女儿，想着很快见到朝思暮想的父亲，很高兴，但知道父母分离，又是一种愁肠。父亲去延安后，因祖父母家贫，又断了父亲的经济来源，生活艰难，一度随婶婶们到上海当用人，帮人家带小孩。在下管家中，生活也由她操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晔子是个非常懂事，逗人疼爱的孩子。接她的人来后，她又忙着给祖父母做衣服、鞋子，缝补旧衣服，拆洗棉衣裤。又给自己缝了两件新衣服，想穿得光鲜些去见父亲。忙得她团团转，竟然病了，偏僻的乡下缺医少药，晔子的病不治，去世了。徐懋庸年6月写并发表了的《冷却了的悲痛——母亲，晔子》一文中表达了他对长女晔子的爱。
他们的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在上海生的徐执提、徐执模，都长大成人。执提年从苏联列宁格勒海军学院毕业后回国，先任军舰技术员，后调南京海军学院，在合同战术教研室任主任，后又任海军学院副院长，现离休。执模在北京航空学院学导航，毕业后，因受父亲被划右派的影响，分配到北京市无线电仪器厂任技术员、高级工程师，现退休。
第四个儿子，因随“抗大”总校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送给了陕北瓦窑堡居民，出天花夭折。第五个女儿“小曼头”（侯雪娥），在麻田，带她的干娘与八路军干部结婚，没有生育，向徐懋庸要了，六十年代随养父回麻田教小学。婚后分娩中，得产褥热去世。第六个儿子，刘蕴文从敌后回根据地后，留在一个老乡家得病死亡。
刘蕴文与谢许初生的谢小初（后改名为刘晓初），与杨绍萱生的杨甘泉、杨中海、杨甘霖，都长大成人，前两个在两家工厂工作，杨中海去了陕北插队，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最小的杨甘霖，现在北京邮电大学教哲学。
年10月，徐懋庸携小女到浙江上虞、黄岩。写有《南游杂诗》，其中一首：
亲友枉劳笑语陪，旧楼触景涌沉哀。
无端重认刘门婿，岂为黄岩橘子来。
旧楼，曾与刘蕴文同居之楼。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小礼堂举行追悼刘蕴文的会议，给刘蕴文平反。刘蕴文的骨灰安放在革命公墓九室。每年清明，我带子女去八宝山革命公墓扫墓，都要买两份绢花，一份放在九室徐懋庸骨灰盒前，一份放在九室刘蕴文骨灰盒前。
年3月22日北京家
选自《新文学史料》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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