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随着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细亚等地胡人蜂拥西来，西域风尚如服饰、乐舞等也漫延开来，陕西咸阳唐苏君墓出土的骑马武士俑，上下全身胡服：身穿翻领交襟窄袖短外衣，袒右肩，下着窄管套裤，足蹬马靴。礼泉郑仁泰墓出土的男俑也是胡服打扮：圆领窄袖偏襟长袍。盛唐不仅“贵游士庶”爱好穿着这类襟袖窄小的胡服，而且“士女皆竟衣胡服”，出土唐三彩俑完全显示了这种服饰风尚。
礼泉郑仁泰墓出土的三彩女俑服饰打扮，有的是戴沿花胡帽，穿窄袖圆领偏襟绿袍，红条纹裤，腰束带，足穿白条纹蓝色圆头靴，有的穿窄袖翻领交襟红长袍、祖胸、束带，有的穿祖胸窄长袖衫、长裙、披巾。西安郊区鲜于庭海墓出土女俑，也是身穿窄袖绿色福衫，圆领，祖胸，下穿黄裙，长垂至地。其它如西安南郊三爻村唐墓、长沙黄土岭唐墓等出土女俑，穿的都是这类胡服。
我们知道，中国自周秦以来的传统服饰是肥袖宽衣，特别是妇女更加注重衣不露体，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称盛唐谈皎所画女像“大譬宽衣”。出土唐俑穿的这类祖胸窄袖之衣，显然不是汉服，而是胡装。对此，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说得很清楚：“天宝初……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襟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矣”。唐代妇女竟衣胡服，不仅表现在对式样的追求，而且还体现在衣履色彩之怪艳。
西安王家坟90号唐墓所出女俑，身穿坦胸酱色窄袖福衫，外罩白色锦褂，长裙高束胸前，衣领镶酱色锦边，衣上绣出绿色八瓣菱形宝相花，袖边绣绿色连续双圈纹，衣裙是嫩绿色，由上向下作成放射形褶皱，每个褶皱上绣柿蒂纹，脚穿云头靴。从出土唐俑的发饰，也可看出当时胡化之风甚烈。礼泉郑仁泰墓出土女立俑发饰有：双螺譬、圆形单譬、长条形发警、刀型半翻譬，女坐俑是螺臀，女赡坐乐俑是单螺譬和双螺髻，女舞俑也是双螺髻。
西安南郊三爻村唐墓女俑的发饰是：头发从脑后两边合于天顶，束成鸡冠形小髻，或者发上旋，发营高耸。长沙黄土岭唐墓出土女俑的发饰是：往左右两边分梳成两个高譬，发尾露出往后再绕圈。西安郊区鲜于庭诲墓10号女俑，则是囊发高譬，譬在头部正中向前垂。显然这形形色色的发髻，正是唐代仕女崇尚胡妆的又一具体表现。白居易《对世妆》也揭示了这种时髦风尚：“圆提无鬓堆替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元和妆梳君记取，臀堆面赭非华风”。
西域乐舞盛行于唐代，在出土陶瓷制器上也有反映。郑仁泰墓出土的两个裸胸露颈的少女舞蹈家，踏着欢快地鼓乐节奏轻捷地起舞，大有龟兹舞风。据文献记载，唐代盛行胡人舞狮子的《五方狮子》舞③和《凉州狮子》7舞，前者由一百四十人组成的歌舞大队，围绕浑身胡装的狮子郎逗引着五头各高一丈毛色不同的由人乔扮的狮子欢歌太平。后者是由两位妆成紫髯深目的胡人狮子郎，一边调弄用丝绸扎制成金眼睛、银牙齿，摇头摆尾，抖动毛衣的假狮子
一边唱着感人肺腑的激励将士保卫边疆的“凉州词”，山西太原西郊又出土了饰有驯狮和在狮背上玩球浮雕纹饰的瓷扁壶。壶的腹部用浮雕手法展现了一幅这样的画面，长发短须，深目高鼻，穿长衣，腰束带，足蹬高腰靴的胡人面前，左右相向蹲坐着一对昂首翘尾训练有素的狮子，这一对狮子的上角又各露一人作舞球状，由此可见西域传来的狮舞在唐代颇为风行。
西安郊区中堡村唐墓出土的骆驼载乐俑，在骆驼背上架设的平台长毯上，七个胡乐俑围绕边歌边舞的汉族少女艺术家，分别用竖琴、笛、排箫笙等，欢快地奏乐，形象地展示了唐代乐舞胡化的风尚。西安郊区南何村鲜于庭诲墓也出土了类似的骆驼载乐俑，不过驼背上胡人乐师伴奏的对象，不是汉族舞蹈家，而是引亢高歌的胡人艺术家，而且胡人乐师演奏的乐器也属典型西域型的羯鼓、瘠栗、四弦曲颈琵琶等。
像鲜于庭诲这样的功臣，用道道地地的西域歌舞俑殉葬，就充分展示了唐代上层对西域音乐的酷爱。出土陶俑还表明，唐代不仅风行西域乐舞，而且当时西域一些有益于人们健康的体育活动也广为流行。西安韩森寨墓出土的黄釉堆花壶壶嘴下边堆贴打马球的武士就是其中一例。壶上所反映的“马球“运动，是从波斯经土耳其传入中国的，这种体育活动从唐太宗起就流行于长安等地。
李唐一代，里巷百姓，以至皇帝，贵族中间，都盛行这种活动。《唐语林》卷七：“宣宗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衔勒之外，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十，而马驰不至，迅若流电，三军老手咸服其能”。出土唐代陶瓷艺术，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既是一项具有高度自尊性和自信心的积极向上精神的民族，同时又是善于学习和融汇外来文化精华为我所用的伟大民族。
我认为，唐代的人文之盛，物产般富，国威远播，与唐代社会面向世界，广收博览的宏伟气魄分不开的，自汉开启，由唐拓宽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浩荡宏流，至宋、元、明盛而不衰，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大放异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